二零一七年，中国足坛的岁月可谓风起云涌。在年初，中国足协发布了一项名为U23的新政策，规定中超每场比赛的十八人名单中必须包含两名U23球员，其中一名必须作为首发出场。这一政策旨在培养年轻球员，为足球界注入新的活力。

随着赛事的推进，足协管理层的一些决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总局对“天价球员”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，认为这是投资足球的人“有钱就任性”所导致的，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更多是商业利益而非足球本身的发展。对此，总局表示高度警惕，并决定出台更为严格的整肃措施来规范市场。

五月二十四日，足协又公布了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，引援调节费政策应运而生。这一政策规定，各俱乐部在比赛中上场的U23国内球员数量必须与外籍球员数量相等，旨在平衡球队的实力，让更多年轻球员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。

在足协的权力斗争中，杜兆才的空降成为了关键的一环。作为钳制陈戌源的重要人物，以及架空前任足协主席的关键棋子，杜兆才带着任务来到了足协。当时，中国足球改革的政治任务多年未有进展，需要有人以身入局，杜兆才便成为了这个关键人物。他身居高位，“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、足协党委书记”的身份让他大权在握。有消息称，原总局副局长将不再分管足球项目，而是由杜兆才接管。

杜兆才与陈戌源的权力斗争在足协内部悄然展开。二人在足协内部的明争暗斗引人注目。陈戌源上任后，足协执委会的报道以他为主角，而杜兆才的声音几乎被淹没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杜兆才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的发言篇幅逐渐超过陈戌源，这或许能说明很多问题。

杜兆才在足协内部积极建立自己的势力，他引入了许多亲信，形成了所谓的“杜门九虎”。这些人分别担任社会足球部部长、青少年赛事负责人、女子部部长等要职。此外，他还从辽足招来李树斌、肇俊哲等教练，形成了所谓的“东北帮”。在杜兆才的主政期间，外事工作由他掌控，而内部管理则交由陈戌源负责。两人之间的对立悄然形成。

当陈戌源发现中层职务基本被杜的人马占据时，他开始招揽与杜关系不深的职员，形成了自己的团队——“上海帮”。这些人未必是陈戌源从上海带来的，但必定是此前在足协内部不受重用或与“东北帮”无关的。这些秘而不宣的人事变动在二零一八年初被对外披露。

在杜兆才主抓足协工作期间，他为了给“自己人”安插岗位，大幅扩充了足协的编制数量，一度下辖三十个部门，使整个足协的管理机构变得臃肿不堪。而陈戌源进入足协后，力主推行“精兵简政”，意图削弱杜兆才的势力。在部门分工调整中，他成功地将一些重要部门整合在一起，加强了自己的控制力。

然而，权力的斗争也带来了负面影响。杜兆才被曝出贪财、好色、迷信等罪行，他的行为在足协早已是人尽皆知。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的字画和八卦镜也暴露了他对权力的迷信和贪恋。最终，他被查出违法乱纪行为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四百万元。他的落马成为了足坛反腐历史上的重要一环。

回顾杜兆才的生涯，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诱惑和迷失心智的危险。当一个人手握绝对权力后，容易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这也是“杜兆才们”最终落马的根本原因。然而，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的重要性，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整顿，才能让中国足球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